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尽管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其对美国的全球产业链政策还未做出实质性调整。
这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经济学家有责任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
一个国家建立相对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和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存在矛盾：前者意味着安全性提高，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后者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中国是追赶型国家，在融入国际分工过程需要兼顾产业链安全问题。
中国应该尽可能提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从低技术、低价值端上升到高技术、高价值端，但这种位置的上升也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增加，这意味着地位的升高对经济安全会造成影响。因此，不能只追求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或单纯向增值多的方向发展。
——余永定CF40学术顾问、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本文为作者在2021年5月29日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新格局下的西部新发展”上，就2021年度曲江报告《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选择》所做的主题交流。
该报告由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徐奇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东艳共同负责。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赵海、苏庆义、崔晓敏、姚曦、杨盼盼、马盈盈、熊婉婷、董维佳、陈思翀、郎平、潘圆圆、侯蕾。
以下是演讲实录，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引用本文内容及观点。
2021年5月29日，陕西，西安，余永定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演讲。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但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头号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美国的全球产业链会有何实质上的调整。
拜登政府（或拜登以后的美国政府）会不会坚持执行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在前景还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佳应对之策是什么？这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很可能是渐进的、是选择性的。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全球产业链的重塑。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全球产业链政策的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如果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也就可以迅速形成应对之策。拜登政府的全球产业链政策似乎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有些犹豫？）。而美国政府全球产业链政策的模糊之处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两种类型的误判都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结果还是被踢出全球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也是极其巨大的。
当然，回答美国政府是否会不顾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中国是否应该尽早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问题主要涉及政治判断，不在经济学家的专业领域之内，但中国经济学家有责任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
参与全球产业链
对中国产业体系安全的影响
徐奇渊和东艳主持的曲江报告《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选择》重点讨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安全性问题。全球产业链（或全球价值链GVCs）的安全性问题，实际上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维持产业体系安全、不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的问题。这是经济学家已经讨论了数百年的一个老问题。
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发达国家希望使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带来的好处。而后发国家则利用关税等办法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使之不至夭折。
所有国家都希望最终有一个相对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但在本国建立这样的产业体系同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存在矛盾：完善其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安全性，但可能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
中国是一个追赶型国家，一方面要积极的发展对外贸易，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另一方面要保证国家产业链的安全。这是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时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矛盾。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形态。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从纺织、钢铁和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沿某种特定产品的产业链实现向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的生产环节的升级。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包含三个维度：对外依存度，完整性和应变能力。
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产业体系安全性的影响，大家都很熟悉，无需赘述。
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保留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适应性概念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即便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
同通过一般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相比，虽然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
最重要的是，重要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由于某种原因在某个价值链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这家公司就会遭到全面打压。在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后，GVC对产业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就更突出了。
全球价值链概念不足以
反映当前国际分工的重要特点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生产过程碎片化的结果。
以集成电路为例，产业链分为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设计的起点是在美国，之后在日本制造晶圆，在中国完成芯片的封装测试，加工成为最终的消费品，又运回到美国进行消费，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分工形式是比较合适的。GVC暗示了生产过程的线性，一环扣一环的顺序性。
但以产业链（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来描述70-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格局是不够的，因为国际分工的形式比产业链（全球价值链）要复杂得多。以飞机的情况为例，飞机的设计和制造过程涉及十几个系统，这十几个系统的工作需要同时推进，并不是像芯片生产那样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循环下去按照生产阶段划分的，而是同时几条生产线齐头并进，所以用产业链概念去描述大飞机生产链条就存在问题。
曲江报告主要用的是价值链的概念，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建议作者尝试一下全球生产网络GPN的概念，看看使用这个概念是否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果。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曲江报告的最突出特点是大量采用了网络分析的方法。网络分析能够比较清楚地分析出中国企业在全球网络中的的地位。如图1的网络中，左侧图中A在网络中占据支配地位，中间图A的作用有限，右侧图A和其他位置上的参与者起到的作用基本是相同。如图2，很直观可以看出德国是欧洲进、出口网络的中心。
曲江报告利用网络分析的概念研究中国产品在全球供应上的脆弱性，用出口中心度和进口集中度指数测量中国产品在全球链脆弱性。出口中心度测量中国产品出口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少数国家；进口集中度指数测量某产品的中间产品的供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少数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用这样一些数量的分析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网络分析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在网络分析中，无法看出不同节点参与者的属性，以及不同网络线的质到底是什么，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网络分析在这个方面存在缺陷。
追求产业链位置的提高
可能会增加对外依存度
一国企业在价值链中应处于什么位置？我们看下墨西哥ICT最终出口产品的产业链，如图3，横轴代表生产的不同阶段，纵轴代表工资收入。最左侧是生产的准备阶段，之后是开始生产，越靠近右侧越接近消费者，墨西哥的企业位置在红色的圈内。
产品最初、最后阶段的主要参与者是日美企业，在这两个阶段人均报酬高（劳动生产率高），例如聘请律师、产品设计等参与其中，而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墨西哥的价值增值主要来自生产阶段。
过去我们一直讨论中国要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位置要尽量往上升，位置上升之后，可以相对减少脆弱性，增加安全性。
但是经过大量的数量分析之后，曲江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尽可能提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从低技术、低价值端上升到高技术、高价值端，但这种位置的上升也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增加，这意味着地位的升高对经济安全会造成影响。
因此，不能只追求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或单纯向增值多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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