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0抗疫第一阶段，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当前，疫情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规律和特征。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准确判断决定客观形势走向的主要矛盾，及时做出政策调整，才能保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其中，极端的冒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现实情况和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当前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正在从2020年初期的新冠病毒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越来越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正常生活需求及经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注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主要矛盾并没有完全转变，而是处于正在转变过程中，是从一个主要矛盾转变为另一个主要矛盾的“过渡阶段”。这对当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制定防疫政策非常重要。
实际上，中央的指导精神已经体现了这一点，那就是强调“防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是第一阶段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清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具体的举措没有细化，地方政府还是继续沿袭过去的做法。然而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所限，已经很难达到2020年刚爆发时的那种有效应对的效果，动态清零的实施应该再精准一些才能实现“防控成本最小”，但是显然为了达到总量清零，实际上很难做到“既要又要”。
要知道，任何政策选择都有得有失，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病毒入侵不可能没有损失，关键是权衡利弊，选择能解决主要矛盾、付出成本和代价最小的那一个。否则陷入防控的“陷阱”空耗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得不偿失。
究竟是“动态清零”还是“群体免疫”，当前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是在科学层面、理性层面，而是纠结在道德层面、情绪层面。传染病专家有理有据的理性发声，一旦不符合民众情绪，就会引起网络暴力，导致整个辩论失去了科学性和客观性。所以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当前的问题不是“病毒能不能与人共存的问题”，而是“持不同观点的人能不能共存”的问题。
对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需要现实依据和科学论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信息为做出“过渡阶段”的判断提供了支撑：
1，病毒传染强度与防控难度。奥米克戎R0>9，传染性非常高，传染媒介多样，空气和快递都能传播；隐蔽性强，无症状感染者超过90%，常规检测难度非常大。这意味着检测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效果并不一定好。
2，重症患者，死亡率和后遗症。从最新的国内外数据来看，无症状、轻症患者占比达到95%（上海达到98%），死亡率有些地方比如越南都不到流感的十分之一。从我个人得到的有限信息来看（国外和香港地区得新冠的朋友），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有些学术文章和案例认为后遗症很大（实际上非典的后遗症也很严重），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并发症，这个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当前来看，似乎并不严重（如一些媒体所说）。
3，疫苗的普及率、效果，以及重症特效药。打疫苗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开。现在已经打了三轮，普及率也非常高，现在应该有个效果评估。从当前的数据来看，疫苗接种是死亡率骤降的主因，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针对重症治疗的国外进口药和针对老年人与儿童的rMNA等效果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上海已经在引进，相信会有一个统计数据出来。
4，防疫支出、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量。两年多防疫战争，几乎耗尽了多年积累的医保基金，还有几万亿元的特别防疫国债。地方官员和基层防疫人员，在两年多的防疫中也似乎精疲力竭，尤其是一把手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让地方政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抗疫上，几乎无暇顾及其他民生领域。加上自去年以来财政吃紧，地方财政收入大减，一线防疫队伍的士气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5，经济损失，尤其是因为疫情过度防控导致的不可逆的伤害。疫情防控对旅游、航空、餐饮、线下教育等是致命打击，成批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量中低层收入人群失业，可以说现在是千疮百孔，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危机。动辄全员“静止”、“暂停”的严厉措施，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免疫系统”。最为严重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最为弱小，最需要呵护的群体，也是经济活力最大，市场化程度最高，收入最不稳定的群体。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特别不利于共同富裕。
6，社会稳定问题，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因一位和几位感染者，无论是有无症状，整个小区街道甚至是整个区和城市就封闭静止，短期内还可以，民众还理解，长期下去民众生存问题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出现很多群体性事件。
综合上面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主要矛盾不再是病毒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威胁，而是疫情防控越来越严与人民群众对恢复日常生活秩序需求越来越高之间的矛盾。当然，这里存在巨大的争议，原因是病毒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另一个现实，那就是疫情防控就这样一直下去吗？何时才能终了，有了那么多的疫苗和药物，以及积累了两年多的经验，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
因此，我们做出了“过渡阶段”的判断，反对极端的冒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既反对立即放开、躺平，又反对继续采用甚至是变本加厉（因奥密克戎传染性更强了）采用过去的“一封就零”的手段，而是针对“过渡阶段”与时俱进指定混合策略，在动态清零的基础上，为疫情“流感化”搭建基础设施和引导社会预期。总体来说做好以下六大工作：
1，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思路不动摇，但要提高容忍度，改变行政上的一票否决制；用时间来“消灭”空间，即每个城市建立“特种医疗部队”，遇到感染者快速响应、快速处理，争取大面积封控不超过一周，将全局性问题通过速度缩小到局部性问题。视情况降低解封标准，做到“不怕出现感染”，要有这种新常态的心理准备，遇到问题及时处理就行。“特种医疗部队”在待遇、装备、人员素质等方面高标准、高层次，能力专业方面以一当十。逐渐改变过去的人海战术，劳民伤财做了大量冗余工作（比如不符合距离标准的核酸检测人群聚集）。当然，随着后面提到的检测方式（自测）与分类管理等的落实，并不需要聚集核酸检测，既减少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又降低了基层人员的负担。
2，从总量无差别管理，转变为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有三个层面：一是分类检测，有条件的主张在家自测（技术和产品上已经成熟），减少聚集核酸检测，避免增加感染；二是分类隔离，制定隔离标准，无症状或轻症状的可以在家隔离，可安装隔离检测设备以监测，并与医疗机构建立常态联系，应对轻症转重症等突发情况；三是分类治疗，制定标准化的治疗方案，不同症状进行不同的诊疗，以防止浪费和挤兑医疗资源。
3，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重点转向老人和儿童等体质较弱的疫苗接种上。海外和香港的经验和数据明确表明，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死亡率、重症率是已经接种疫苗的二十倍以上。根据临床经验，有专家建议引进复必泰对65岁以上老人和5岁以上儿童接种以提高保护。
4，完善过渡阶段的基础设施，将重点转向以家庭为单位的检测和医疗方案上。每个地区建设相应规模的应急方舱医院，国家统一设计并出产不同病症的“医疗包”，给每个家庭配备相应的“家庭医药箱”，社区医疗机构根据服务人员数量增加吸氧装备。这个本质上是将中心化的治疗措施，转变为分布式的模式。关于医疗包，有专家根据国外经验建议采用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Paxlovid对早期感染及时治疗。
5，在采取封控手段时，要将民生和人道救济放到优先位置，毕竟防控和清零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平安。设想一下，清零是以牺牲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甚至因为清零而导致有人其他问题而受损甚至死亡，清零又有何意义。如果这方面认识不到位，其实是完全曲解了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精神。因此建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封控前，先要做好社区内的民生服务后勤工作，尤其是摸排鳏寡孤独等独立生活能力差的群体。
6，引导社会预期，以社区为单位，增加疫情和防疫知识普及，提高整个社会对新阶段疫情特点和防控措施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历史上的疫情，几乎没有一次是以完全清零为结束的，结果符合进化论，即人的免疫能力和病毒的生存能力同时提高，最后能够互不毁灭（但是有伤害，比如流感）长期并存。这是大自然和光同尘的基本规律，不能简单的认为能人定胜天。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杀死病毒，而是新冠病毒“流感化”，很可能每一年都会像流感一样来一波。按照进化论的经验，随着人类免疫力的提高，疫苗效果和治疗水平的提高，症状和后遗症也会变弱，甚至都不如流感。当然，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以上六大举措，可以说是“过渡阶段”的总路线，总结为：
坚持动态清零为基础不动摇，完善各地常态化防疫基础设施，在检测、隔离、治疗三方面实施分类管理，设计并发放以家庭抗疫为单位的核酸自测产品和标准化的中轻症状医疗包，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减少对病毒的过度恐慌，为抗疫战从中心化的模式向分布式模式的持久战、常态战转变做好准备。
我们相信，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制度的核心优势，只要能根据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杜绝左倾保守主义和激进冒险主义，最终的抗疫胜利仍然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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