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罗志恒
十九大以来，中央对消费和投资的定位就比较清晰，分别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近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对此做了强调。疫情以来，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场景受限，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总体低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成为未来时期的重要工作，但是刺激只能解决短期部分问题，中长期看依靠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改革。
一、当前我国消费存在的问题
一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近年来虽有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中仍偏低，经济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仍需时间。2010年以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持续提高，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49.3%上升到2021年的54.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34.6%上升到2021年的38.5%，总体上仍不高，不仅低于同期美国的68.2%、日本的53.9%、欧元区平均值的51.1%，也低于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值的57.7%，中国较金砖国家低了近20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整体下行，疫情爆发以来更是急剧下滑，与就业形势和经济预期较差导致预防性储蓄攀升有关。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的72.2%下降到2021年的68.6%，2022年前三季度快速下降到64.7%（农村为81.5%，城镇为59.7%），大幅下降7.5个百分点。主要是支出比收入下降速度更快，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5.3%和3.2%，而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3.5%和1.5%。
三是消费结构上，我国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结构升级有较大空间。我国恩格尔系数2017年首次低于30%，2021年达到29.8%，2022年前三季度反弹至30.4%，总体仍明显高于美国（8.1%）、英国（11.3%）、德国（13.9%）、韩国（16.5%）和日本（18.2%），从长期看消费升级有较大空间（中国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源自美国农业部经济分析处2018年数据）。
四是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分层现象凸显。以汽车为例，近年来高端车系销量整体高于整体汽车销量增速。今年前10个月，奔驰、宝马、奥迪销量之和较2015年同期增长50.6%，而全部轿车销量下降9%。
二、我国消费问题的四大成因
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恶化，居民预期转差，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双降。从消费能力看，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带动新增就业和居民当期收入增速放缓。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打击较大，计件工资、弹性工资制、临时工等中低收入人群受影响明显，裁员、降薪等带动今年上半年居民实际收入同比负增长。经济陷入“经济下行-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下行-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从边际消费倾向看，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未根本性改善，预防性储蓄上升。
二是居民杠杆率上升，房贷的还本付息压力大，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抑制消费。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到61.6%，高于同期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50.9%。
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分层折射出收入分层和社会分层，高收入人群消费升级和低收入人群消费降级并存。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15年触底后上升至2021年的0.466。根据五等分划分，2021年的前20%高收入户与后2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3倍，其中城镇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6.1倍，农村为8.9倍。此外，考虑到财产性收入，社会贫富差距更大。
四是社保制度不健全，预防性储蓄上升。我国目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保的水平有待提高、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居民仍然“不敢消费”。近年来，医疗、教育、社保与就业三大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5年的32.5%，升到2021年的36.8%，上升了4.3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60%-70%的水平。
三、提振消费必须依靠改革，短期刺激作用有限
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的方式设定限时消费，短期是有必要的，对于经济社会稳定是有利的。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可能加重地方财政问题，以及中西部缺乏动力发放消费券来拉动东部地区的生产。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根据生产地缴纳，中西部发放消费券，相应商品来自东部，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在东部，实质上是中西部在支持东部地区。同时，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费取得部分效果的同时，但后果却是透支后期消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十四五”期间扩大并提振居民消费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以五大改革为抓手，真正做实“内需”，促进“双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鉴于当前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已经下降且财政压力日益增大，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不宜再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路径，而可以采取完善税制、加大政府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场化流转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个税方面，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从当前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走向综合征收，改变目前个税征收有利于财产性收入而歧视劳动性收入的状况，对各类收入的税率做到一视同仁，加大对娱乐明星直播等畸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缴，真正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消费税方面，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对于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主要发挥其“均贫富”的功能；适时研究推进遗产税赠与税。
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对于人口流出的区县实施合并，降低财政供养人员。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当前地方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持“抢人”态度，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随迁家属持“赶人”态度，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预期不稳，不敢消费而是储蓄。地方政府更关心GDP和财政税收，不愿承担相应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未能完全与常住人口挂钩，根本上源于中央与地方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建议提高中央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
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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