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滕泰
以下观点整理自滕泰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1期）上的发言
一、中国需求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1、把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认知和行动存在差异
目前对于中国需求侧经济动力的讨论无论在学界还是认知和政策转变方面，最近一两年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在需求侧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还是靠消费拉动有很多学术争论，目前看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越来越重视消费的作用，投资要继续发挥其关键性作用，但基础作用还是要让位于消费拉动。在政策决策上，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决策观念的转变，二十大报告以后很快出台了关于2035扩大内需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都沿用了同样的表述，即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定和扩大内需摆在优先位置。这在学术认知、决策观念、文件表述上达到了足够的力度，但从实际政策决策和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上，距离实际达到这个要求还很远。虽然将消费的基础作用摆在了优先位置，但在安排稳增长预算上用于稳定和扩大消费的比例，这在认知和行动上仍存在很大的差异和不同。
把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决策体制上，发改委财政部都设立了关于促投资的各个部门，地方政府也有招商引资的一套手段，但是在促消费上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应的更重要的部门机构设置。所以，认识和做到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之所以存在这种差距，主要源于理论认识上不够深刻。
2、继续扩大投资的可行性及其负面影响
去年公布了57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投资率47%左右，比2021年降低不到一个点。47%的投资率在全球范围内是最高的，欧美、日本都是20%左右，印度作为发展阶段稍落后的国家，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只有27%，我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高二十个点是否合理？长期是否是一种经济增长结构的扭曲？简单假设其他国家是正常的，我们把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也回落到20-25%的水平，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三、四十万亿就足够了，每年多出来的二十万亿或许是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过剩投资，这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可以进行探讨和研究，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好处。根据有关机构的测算，全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基本是一块钱的投资产生一块钱的GDP，也就是至少有一半的省份财政投资乘数是小于1的，这个数字和2017年以前各个省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对比关系是一致的，2014年-2017年，大概有14个省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于本省的GDP。但是2017年以后各省市不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了，但从1.06的数据可以推出来，同样一块钱的财政资金用来搞投资，其乘数基本为1，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根据过去五十多年其他国家的情况，在1960年前，苏联的投资效率是大于1的，但是到1960年以后，每100卢布投资产生的效益就降低到72卢布，到70年代以后，平均用于投资的每100卢布的效益就降低到55卢布，到1980年以后降低到20卢布。所以，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80年代前苏联的投资效益下降，是造成其经济衰退甚至政权倒闭的主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著作《增长、短缺与效率》详细比较论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70年代以后和西方国家投资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1973年到1977年以后，欧美受石油危机影响，投资效益下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市场经济国家投资全部大幅下滑；但同时期，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投资都保持了继续扩张态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费舍尔都用数量化的研究证明了苏联投资效益下降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衰弱，经济最终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从2014年开始，就有14个省份出现1元的投资产生不了1元GDP的情况，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总投资乘数效应只有1.06。如果把同样投资的资金搞消费，乘数在农村是大于5倍，在城市大于3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主要是投资拉动还是未来主要靠消费驱动，政策怎么转变，各个机构设置到底怎么改革，各省围绕投资的传统增长模式应该怎样转变，这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非常深远的路要走。
3、扩大消费的现实性及面临的问题
针对扩大消费是否现实及面临的问题这一话题，可以从中国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入手。中国支出结构的问题根源在收入结构上，假设未来要扩大内需，畅通国际循环，需要把多出来的二十万亿低效或无效投资转变为居民消费，这样经济循环就畅通了。47%的投资率、五十几万亿的投资总额慢慢降到投资率20%~25%，三、四十万亿的正常水平，或许需要十年以上。中国的过量投资持续了很多年，现在需要还债，否则经济增长绝对不可持续，会有很大的问题。按照202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800人民币，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乘最新公布的人口14.1亿，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52万亿，是中国GDP的43%，这个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较低的国家是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德国和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也在60%以上，中国拉低了全世界的比例。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80%，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43%的占比对应的消费在GDP占比是54%，这54%中有17%是政府消费，如果剔除掉政府消费，则居民消费占比37%。如果未来逐步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43%提升到53%、63%，那么居民的消费也就同步提升了。但这个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还需要深入讨论。
拉动消费并不容易，会面临深层次的居民收入的问题。过去二十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是下降的，消费占比也是下降的。2021年消费绝对额占GDP是54.29%，比22年前的2000年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消费在GDP占比是63.57%。这几年投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过了这种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阶段以后，为什么投资效益大幅下降了，投资为什么依然扩张？因为中国政府基建投资面临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决策，只有民间投资是真正市场化的，而民间投资这两年下滑速度非常快，在投资中占比已经从65%降到55%，现在这个趋势还没有扭转。
所以，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化是未来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切换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切换成功，可持续增长就面临挑战。今年5%的增长也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完全可以实现5.5%-6%的增长，这也是为明年增速降低留有余地。但从长期看，如果增长模式切换不过来，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那么GDP增长保5%、4%都难。根据预测，今年出口增长是-2%左右，明年是否负增长还有待观察。投资方面，可以保持关键领域投资，但大部分领域有很多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把这些无效和低效投资减去，未来十年投资总体应该是负增长。从过去五年来，中国的投资总额几乎没有变化，但连续每年都是正增长，统计局或许调整了指标体系。五年的时间，每年都是五六十万亿，但是如果未来每年再保持5%的增长，十年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是近九十万亿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在出口负增长、投资未来也可能长期负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起不来，中国经济很难实现每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所以，扩大内需核心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即要体现在政策上，稳增长的财政资金中多少用于稳消费？多少用于稳投资？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二、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理解新形势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2年11月份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论》一书。当时我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的主张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当时我举的最多的是乔布斯的例子：乔布斯创造苹果智能手机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从政策上我们呼吁最多的是放松供给约束，既要从产品端放松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同时也要从生产要素端放松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各个方面的供给约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才能推动新经济成长。但因为我们政策领悟力比较差，只懂理论，不太懂政策，所以没有预见到三年以后的“三去一降一补”，社会上在很长时间中把“三去一降一补”当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跟十年前我们呼吁的比较相似，一个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有一个表述是“着力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这两个新时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述非常准确。所以，根据十年前的理解看现在，恰恰认为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我们学术上的认知的。
怎样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一是引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今年有三个新供给值得关注，一是ChatGPT，可能会像苹果手机一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引发一系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新能源领域的一些突破；三是苹果预计6月份发布的MR（混合现实设备）。所有这些新供给，不管是产品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场景创新，都是创造新需求的主要手段。从短期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从长期看，无论消费还是需求都是新供给的函数。所以，新供给不断改变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创造新需求。二是既放松供给约束，又放松需求约束。目前中国不但有供给约束需要突破，还有很多在需求侧政策约束，比如购房购车、服务方面的很多政策约束，真正要实现市场化需求的扩大，一定要放松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才能真正把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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