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赵建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创造了两大奇迹，成为经济学理论界的谜团：
一是高速增长之谜，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与货币化历程，GDP增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8%以上。
二是“无危机增长”之谜，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除了外部危机的传染（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次贷危机），自身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与发达国家基本十年一次的崩溃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屡屡打脸“中国经济崩溃论”？原因何在？一个直观的解释是：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解决了发展中的问题。
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出现了三角债危机，银行坏账高企，国企破产下岗，因此不计一切代价加入WTO，用全球化解决了危机，并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
比如2009美国次贷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基于全球化的外循环体系（出口）遭到破坏，出口崩塌，因此大力推动国内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的“大借贷—大投资”的内循环替代了外循环的收缩走出了困境。
而且让人感到庆幸的是，每一次危机都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一个新台阶。
1990年经济遇到困难后，1994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企创业、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开明稳定的制度环境。
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困难重重之下于2002年加入WTO，真正融入全球化体系。
2009年全球次贷危机后，2012年旗帜鲜明的确定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改革开放最强音。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的份额反而大幅提高，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确立了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挫折让一个人成长，危机让一个国家进步。当然前提是，要坚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拥抱世界主流文明。
更重要的是，要谦逊自省，建立一个可以包容多样化的结构——多元意味着韧性，意味着更有效的缓冲危机。很可能，恰恰是“中国崩溃论”让中国避免了崩溃。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一种声音，那才是最危险的。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在重大冲击发生时缓释和消解了危机，这或许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1，城乡二元。当经济下行，城市大量失业人口可以回到老家暂时渡过难关，乡土中国承载了劳动力回流蓄水池的作用。除此之外，乡镇还可以消化城市过剩的产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乡村振兴等。
2，国民二元。国企规模大，工作稳定，当发生外部冲击的时候，不会像民企那样破产（国企即使亏损也很难破产）。因此，当经济上行期，劳动力向工资高的民企流动；经济下行期，劳动力向财政投资主导的领域流动。国企和财政主导的项目虽然效率低，激励不足，但是可以在经济下行期承担社会保障的作用。当然，这很可能以牺牲长期经济效率为代价。
3，数实二元。最近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据统计，当前依附在网约车、直播、微店、在线服务、外卖、快递等数字平台上的就业人口近两亿人。
4，内外双循环二元。次贷危机后的十年，出口大幅下滑，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形成了“外循环（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内循环（主要是房地产投资）”的双循环格局。这种经济双循环二元格局对应的货币双循环是：美联储扩大资产负债表（印美元）创造消费需求从中国进口，中国商业银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印人民币M2）创造信贷和投资，形成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超级债务周期。
然而当下，这四大二元结构都在收敛和中断。城市化率接近70%，大量乡镇凋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回不去的家乡”；国企越来越庞大，债务越来越沉重，地方财政处于极限状态，无法大面积创造就业项目，体制内门槛越来越固化，国企-民企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难，国进民退到了一个临界点；数字平台吸纳灵活就业的人口也几乎饱和，何况最近几年对数字资本和教培行业的清理，造成了大量额外的失业。
至于双循环二元结构，受到三大外生冲击：
1，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的双循环并不是平衡的，长期处于双失衡状态，即中国对美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中的FDI都是顺差，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出口企业赚取了美元顺差，美国跨国企业因看好中国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种经济的双失衡格局被特朗普转化为政治资源，发动中美贸易战以赚取选票和支持率。而拜登时代，则采取了更加凌厉的攻势，加速了产业链的外迁。而新建立的外循环结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非洲，很难承载中国制造如此大的产能。外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2，全球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的冲击有两个，一个是原生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感染、生病、死亡，全球有上千万人病亡，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生产和消费等活动萎缩。另一个是次生灾害，也就是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企业停工停产，个人无法线下消费，经济大幅收缩。疫情爆发后两年，中国依靠严格的防控措施最先复工，出口创造新高。
3，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引发了各国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意识，全世界都在考虑如何摆脱对单一国家进口商品的依赖，开始在中国之外寻找“中国+1”。中国似乎进入了入世前的处境，需要再次寻找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毕竟，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济产业结构还是政治治理结构，都与二十年前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发展阶段，也不应该继续通过二元结构来缓冲危机。因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让二元结构收敛和消解的过程，不能总是通过结构性的扭曲代价来应对总量的风险：
城乡二元固然可以在危机时容纳失业的劳动力，但是却在长期付出了城乡发展分化的代价。国企固然可以在经济下行期不随便裁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却消耗了大量的国有资源维系一个低效率体系。数字平台固然可以吸收灵活就业人口，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两头在外的双循环体系，如果不能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体系，那么也很难维系内循环的稳定性。
值得重复一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危机，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正是这种言论，让决策层充满危机意识和冷静判断，“战略上藐视风险，战术上重视风险”。现代经济的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中国依靠金融机构国有控制的独特优势，可以将很多隐患化解于无形。
然而也要注意，这种风险国有化、社会化的特征，很容易导致普遍的道德风险，即将风险人为的转移给集体和国家。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固然可以集中力量投资建设一大批产生社会效益的基础设施，但也带了巨大产能过剩和大量的坏账，扭曲了实体经济的供给体系，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失灵。因此，通过国有控制的方式解决重大风险，只能在特殊时间使用，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毕竟对一副牌来说，“王炸”不是很多。
今天，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种长中短期问题叠加，各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众说纷纭，中国危机论、崩溃论又甚嚣尘上。我们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确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但依然有应对和消化的空间。事情都是两面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用问题的眼光看待发展。今天的形势或许可以概括为：“成就很大，问题不少”。
要看到中国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伟大成就，也要看到全球化、货币化中的问题和风险。今天，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的问题更加严峻，面对的是几十年一遇的深度调整。
要发展肯定会出现问题，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思路看待问题和风险。是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向前通过发展消化问题，还是为了问题风险清零披荆斩棘另寻他途？答案恐怕已经在最近几年经过试错得出，但是难在知行合一，难在统一思想。无论说法有多少，但至少有一条是大家毋容置疑的共识，也是“中国道路”的第一性原理，那就是：必须坚持用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思路，沿着改革开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和风险乃至危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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