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每一个数字背后，包括更多的没有统计在内的，都有一个活生生的哀恸悲伤、生离死别。这一场史诗级的疫病，虽然现在仍然看不到尽头，但注定在许多年后，会成为历史沉重的一笔——即使那些数字，仍然会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轻的不值一提”、被人遗忘。这个五月时节樱花似火的城市，终将会以什么样的凄美，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把一城数不尽的悲伤，埋葬在残酷的春天里？
疫情还在持续，封城之后医疗资源奇缺，爆发的人群无法利用其它城市相对闲置的医疗资源，大国的空间斡旋效应发挥不出；社区和社会组织功能也因为长期原子化，短期内难以发挥自组织功能，不幸的人们只能用原始的方法自己去抗，以等待更多的“火神山医院”。城外相对幸运但又爱莫能助的人们，就像围观一场残酷的“病毒屠城”。当然，城外也不是围观者，同样身处其中，前途未卜之中，一样的命运，只是少了一些概率。
封区、断路、隔离，停工、停业、停航，在全国各地不断加码，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几近停摆。原本连在一起的命运，如今突然被这看不见的病毒，切割成了一个个孤岛，难以描述的支离破碎和憋屈。好在还有通讯设备，使我们还能遥远的彼此看见。但大多数人更愿意说，“别来无恙”，相见不如怀念。
第一次感觉，这个“假期”是如此漫长。在焦灼之中等待，在等待之中期盼。几乎每天半夜惊醒，都是匆忙打开手机，只为了看疫情数据：新增了多少确诊、多少死亡、多少治愈，就像战争年代忐忑不安的盯着敌我伤亡的数目，期盼着“我军”早日打胜，健康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从2003年非典，到今天的新冠，近十七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大的是，我们从农村涌向了城市，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城市是繁华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又是拥挤而脆弱的，都经不起一场严重的流感，外面的世界太无奈。“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员和朝圣者所联结起来的繁华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赫拉利，《文明简史》）。根据马尔萨斯的统计，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的死亡率（1：20）是乡村的两倍（1：40）（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对于中国来说，这几十年城市化的事实是，很多低收入人群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不过是为了谋得生计和基本的生存机会。见过太多的人，因为在小城市和乡镇没有就业机会，只能拖家带口到大城市“漂”。他们看上去拿着几倍于家乡的工资，但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实际上非常的脆弱，紧绷绷的现金流，经不起生活的一点风吹草动。且不说那些染上病毒需要自掏腰包的家庭，就是重疫区外的一般工薪阶层和个体户，若疫情再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正常开工，无法按时获得收入，将有大量的城市边缘群体、低收入阶层、高债务人群，走入艰难的“破产境地”，成为这场灾难后的“疫情致贫人群”。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死亡率（非典后明显上升）
所以，病毒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正常的经济活动无法快速恢复，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肯定会上升。这对“基本消灭贫困的2020年”，无疑是一盆残酷的冷水。西西弗斯的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英雄的悲壮，现实的残酷，有些行为的无厘头，真的是“人间不值得”和生活“太南了”。
此刻的经济研究应进入紧急的“疫病经济学”框架，除了关心那些宏观的加总数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花落无声的人群和角落。他们在这个庞大的城市，但又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们默默无闻的为这个城市付出，但稍有变数就会被抛弃。这场疫情风暴，正在猛烈的冲击着他们本就孱弱的生存状态。主要来看，以下这些劳动群体在疫情中最容易“返贫”（包括但不限于）：
缺乏社会保障容易因病致贫的低收入染病人群。本来收入就低，确认感染后需要隔离治疗，就算治疗成本不自己承担，其它成本也会提高家庭负担，而且治愈后还可能损害劳动能力。对于收入主心骨因病逝世的家庭，更是直接导致贫困。
主要靠计时薪酬取得不稳定收入的人群。比如家政、出租车司机、修理工等，因为疫情期间业务基本停止，所以这个期间没有收入。对于向公司租借生产和运营资料的工种，比如从租车公司租赁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司机，不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锐减，如果还在合同期内，还需要继续向租车公司缴纳不菲的租赁费用。单纯依靠劳动力或技术的“轻资产”行业压力相对较少，但也损失了较大的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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